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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治時期之教育  

第一節 教育政策與制度

  台灣為日本第1個在國外實施日式教育的殖民地,由於沒有相關實際的經驗,對台灣教育政策的制定,也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等條件的逐漸改變,而不斷調整。
  日本總督府的第1任學務部長為伊澤修二,他在來台之前曾向當時的日本首相提出對台教育方針的看法,認為台灣教育應尊循孔孟之道和四書、五經等典籍,就任後曾向第1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提出《台灣教育意見書》,將教育的方向分為應急事業與永久事業兩個方向。
  應急教育的方向為:
一、思想溝通,一為編輯淺易的會話課本,以培養精通台灣方言、閩南語、英語及漢文的學者;一為分設日語
  、台語講習所,以期日本人和台灣人思想上的溝通。
二、告訴人民總督府尊重文教與崇敬文廟,以新式考試取代舊式科舉。
三、注重宗教和教育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耶穌會士,本土教派則在適當範圍內佈教。
四、順應人情風俗,制定適當的教育法。(台灣教育會編,1939:619)
  永久教育事業的方向為:
一、在總督府所在地設立師範學校及其附屬模範小學,然後在各縣市設師範學校分校。
二、編輯師範學校及小學教科書。
三、各地設師範學校支校,並設附屬小學校。
四、總督府所在地及各縣設置設備完善的小學校,並漸擴展到各地。
五、師範學校學科中漸加入農業、工業等實業科目,以應台灣發展產業之需。(台灣教育會編,1939:9)
  日本領台之初,飽受各地人民反抗之苦,而以軍事鎮壓為手段,且因風土病折損許多軍人,衛生環境改善也很急迫,同時在經濟上又亟欲自給自足,而將施政經費投入台灣各種資源、產業的開發,伊澤修二認為在明治三十年(1897年)1年1,400多萬元的經費中,教育經費只有30萬元,遠不及警察、衛生及其他費用,因無法獲得足夠的教育經費推展教育事業,伊澤修二於是憤而辭職。
  若以《台灣教育令》作為日本殖民台灣在教育政策推動上的依據,台灣的教育大致可分為3期:
第一期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六月至大正八年(1919年)三月,即日本占領台灣開始至《台灣教育令》發布前的試驗時期。台灣總督府對日本人子弟和台灣人子弟就讀初等普通學校採分離政策,在明治二十八年占領台灣後,隨即在各地設立日語傳習所,供台灣人子弟就讀;同時在總督府所在地台北設立日語學校的附屬學校,供日本人子弟就讀,也是研究台灣初等普通教育的地方。這種分離教育是日本殖民台灣必須在語言、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透過教育手段而達到改造、同化的目的而必須施行的政策;其中,又以日語的普及為初等教育的首要目標。
  明治三十年(1897年)四月,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認為日語傳習所多只有半年制的甲科,無法滿足台灣人的學習需求,在會議中建議在各地廣設公學校,但因預算問題遭到民政局長否決,三十一年七月台灣總督府發布《台灣公學校令》及《台灣公學校官制》,由地方財政支應,以各種規則規範公學校,成為台灣初等教育的機構,十月開始實施,開啟台灣正規初等教育的大門。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日人將日語傳習所全面廢止,同時在原住民地區增設蕃人公學校。這個時期台灣初等教育以族群來分別,日本人讀小學校、台灣人讀公學校、原住民讀蕃人公學校。
第二期
  大正八年(1919年)四月至昭和十六年(1941年)。台灣總督府於大正八年一月以敕令第1號發布《台灣教育令》,期望透過教育使台灣子弟可以成為效忠日本帝國的良民,也因應學生的程度、需求和時勢結合,因材、順勢施教,同時將教育分化為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實業教育和師範教育等類別。(台灣教育沿革志:324)大正十年(1921年)四月,以總督府令公布《公學校規則改正》,公學校修業年限分為4年制及6年制2種,以日語學習為主,漢文教育以實用、粗通即可,地理教育中的自然及人文地理則以日本及台灣為主,兼及中國南方、南洋及世界等範圍。大正十一年(1922年)總督府發布新的《台灣教育令》,初等教育以常用國語(日語)者得入尋常小學校,不常用者入公學校,但也只有極少數台灣人子弟進入小學校就讀,在學科方面則增加日本歷史。中等普通及職業教育則正式與日本內地的學制系統接軌。昭和十二年(1937年)取消少數仍教漢文的公學校漢文科教學。
第三期
  昭和十六年(1941年)修正《台灣教育令》後,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昭和十六年已開始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政府為了讓台灣人去除教育不平等的待遇,於是修改《台灣教育令》,廢除初等教育台灣人和日本人不同待遇的狀況,也依《國民學校令》將公學校、小學校的名稱都廢止,改稱國民學校,設初等科和高等科,初等科修業6年,高等科修業2年,高等科畢業後可入特修科,修業1年。但國民學校的課程仍分第1、2、3號表,對應小學校、公學校和原住民公學校;第1號表教科書中除理科與圖書由台灣總督府編纂外,其餘都用日本文部省編纂的教科書,使用第3號表者為原來的蕃童教育所及蕃童公學校,修業年限6年,只有算術使用日本文部省編的教科書,其餘都使用總督府編的教科書。此時期國民學校的修身課教科書中加入大量軍國主義、日皇崇拜的內容,人名也由台灣鄉土俗名改為日本名。總督府從昭和十八年(1943年)開始實施國民義務教育,然而,昭和十九年(1944年)因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戰事失利,為鼓舞台灣人投效日本皇軍,而在教育行政的文教局下加設練成課,以為日皇效命參與戰爭的皇民化訓練驅使台灣青年投入決戰。

第二節 教育設施

一、國語傳習所時期
  日本占領台灣初期,宜蘭因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導致土匪出沒無常,成為當時總督府管理上很棘手的地區,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底,學務部派出學務員13名,講習員45名,然而動亂卻在宜蘭展開,後來漫延到整個北部地區,造成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一月芝山巖學務部人員全部遇難事件。
  宜蘭首先設立的是宜蘭國語(日語)傳習所,明治三十年(1897年)為推展日語教育到偏遠地區,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邀請三屋氏協調分教場主持人選,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三月先在頭圍和羅東設分教場,羅東分教場由教諭林賢次郎主持,頭圍分教場因該教諭家有幼子,不便到偏遠地區,改由助教諭多賀淳吉主持,然而,多賀淳吉卻在前往頭圍就任的途中被土匪襲擊而死。
  當時國語傳習所漢文課程內容循序有三字經、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句讀及背誦,還有簡易書信及作文等。甲科生課程有會話問答講話、文法概論及讀本等。為吸引台灣人子弟入學,傳習所不僅學費全免,還設有每天可領十五錢生活補助的公費生名額,然而,入學的台灣人小孩仍然很少。
二、公學校時期
  《公學校令》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月開始實施,宜蘭國語傳習所及頭圍、羅東分教場也改制為宜蘭公學校、頭圍公學校及羅東公學校。然而,曰人設立公學校之初卻碰到很多困難,為配合台灣人的民情及風俗習慣,遇到農曆過年學生可以缺課,開學日期設在二月一日,以便和書房同時招生;暑假有50天,中午休息2個小時讓學生可以回家吃飯,同時在學科中加入三字經、孝經、四書及句讀、數字等,聘用書房教師,也由公學校老師拜訪學生家庭,遊說其父母讓小孩就讀公學校。當時具一定經濟、社會地位的台灣人認為公學校是「番仔學校」,進去就讀會讀到「番仔冊」,而他們認定的正統學問就只有漢文,因此,這些人的子弟都進入書房就讀,而原本在國語傳習所就讀的社會底層人民的子弟,也因公學校廢除生活補助而不願前往就讀,且課程中有一些遊戲、唱歌、體操等看似和學問無關的內容,都是被這些受漢人傳統文化限制的人們,認為是無用的東西。因此,公學校最初入學的學生人數還不到書房的十分之一。
  然而,因日本掌握著資源分配的權力,隨著時勢的變化,台灣人子弟想進入公學校就讀的人越來越多,導致公學校必須以報名順序或考試來選擇學生,到1930年代初期,想讀公學校的人大約只有三成可以入學。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宜蘭設立國語傳習所,後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改為宜蘭公學校,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四月宜蘭公學校設立礁溪分校,大正五年(1916年)四月礁溪分校獨立成為礁溪公學校,昭和十六年(1941年)改為礁溪國民學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仍沿用礁溪國民學校。
  宜蘭公學校於大正四年(1915年)四月設立四結分校,大正七年(1918年)宜蘭公學校設大坡分校,大正七年(1918年)四月四結分校獨立成為四結公學校,大正九年(1920年)大坡分校改隸四結公學校,同時改名為土圍分校,大正十年(1921年)土圍分校獨立成為土圍公學校;昭和十六年(1941年)四月,四結公學校改名為四結國民學校,昭和十九年(1944年)土圍公學校改名土圍國民學校。

第三節 書房

  日本領台後,清朝的官學設施全部廢止,但民間的書房、私人的義墊卻依然存在。日人在領台之初,對台灣各地既存書房的看法也有許多討論,也怕突然禁絕會造成書房教師成為抗日份子,也想利用推展日本精神、文化的規範課本進入書房學習系統,來導引台灣人的思想方向。然而,公學校才是推展日本思想及文化最佳的教育場所,只是初期因經費不足而無法普設公學校,傳揚孔孟道德思想的書房則扮演了穩定社會的角色。